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休闲意味着什么？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和其他领域一样，从学术角度定义“休闲”是研究和讨论的起点。定义和测度休闲的方式反映了人们看待休闲、如何将其视作一种社会现象的方式。当然，对休闲的界定也影响着学者们基于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休闲的定义和意义是让研究者争论不休且略有挫败感的一个问题。尽管经过了多年努力，但至今仍无一个清晰、一致、共识性的定义。
很长一段时间里，旅游休闲领域的“概念丛林”都让我既受启发又感到沮丧。直到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聆听到加里奇克（Garry Chick）教授在休闲概论课上所讲的一堂课，我才茅塞顿开。他在讲座中以休闲为例，对人们定义的类型进行了如下区分：
•  结构性的（Structural，即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  功能性的（Functional，即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  语义性的（Lexical，即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使用它）
•  规定性的（Stipulative，即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  精准性的（Precising，例如休闲就是自由时间、活动、心态）
•  理论性的（Theoretical，例如休闲是非生产性活动）
•  操作性的（Operational）
进一步地，他从两个不同视角出发对定义方法进行了分类：
自上而下的定义方式
•  规定性的
•  精准性的
•  理论性的
•  操作性的
自下而上的定义方法
•  民间大众的定义
•  典型的语义定义
中国的休闲研究中，由于目前还没有对定义方法进行类似的明确分类，因此近百种的休闲定义混杂在一起。其中有些是直接从西方文献资料中翻译过来的，有些则是中国学者自己想出来的。总之，学者们更多地忙于引进、再造和辨析各种定义，却忽略了对不同定义的背景和视角加以区分。在加里奇克教授关于定义分类的研究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回应和补充戈德比的内容，我想从如下几个角度讨论休闲在中国的含义。
定义休闲的方法与角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与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都对休闲进行了界定。虽然目前尚未就西方休闲定义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过系统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休闲意味着自由时间、各种活动、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以及其它（例如，把休闲当作炫耀性消费或社会地位的表现）”等观点。中国大多数休闲研究文献，都是以从西方同行那里借用来的理论性定义为基础的。显然，他们使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定义方式。这类定义相对更为哲学化一些，而非统计性、规定性或者语义性的。
由于研究传统的缘故，自下而上的定义方式在中国休闲研究中并不那么流行。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者，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表达来描述休闲。由于很少使用日常语境中的定义，因此关于休闲定义的激烈讨论通常仅局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并未涉及学术定义和行政管理中的操作性定义，以及统计性定义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将在第五章中讨论的那样，当前，官方政策文件对休闲的定义依旧不明确，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之间并没有构建起连接的桥梁。个人认为，自上而下定义方式的主导和自下而上定义方法的空白，阻碍了休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因此，未来亟需对所谓“非学术性”休闲的认知和定义进行研究。
休闲的背景与形式：古代与现代
正如戈德比所指出的，对于古代休闲的好处及其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人们还存在争论。我将在第四章对中国休闲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简要回顾。就文化而言，中国过去确实有享受休闲的传统，但可能并不适用于每个人。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能够同时使用中文和英文写作。他在1937年旅居美国时出版了《生活的艺术》一书。在该书中，他追溯了古代先贤的休闲理念，并用幽默、轻松的方式描述了中国古人的休闲体验，例如如何品茶，如何体味饮酒者押注游戏的乐趣，如何享受山川之美，如何戏水，如何观云，如何栽花、听雨、咏风等等。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人休闲的文化根源，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古人比其后代更懂得享受休闲。我完全同意马惠娣老师（2004）提出的关于重拾休闲精神的观点，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变化、高度开放、竞争激烈的社会之中，追溯中国古代休闲的文化根源显得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或者完全可以复制祖先的休闲生活。我们需要重拾的是休闲精神，而非休闲活动的具体形式。例如，打太极拳与练瑜伽或普拉提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些酷爱爬山的人，既包括每天爬香山的退休老人，又包括能够购置昂贵的登山设备、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地产大亨王石。星巴克和茶馆在大城市都很流行。而生活在乡下的农民也能像戈德比一样打台球。只有当回亿起我们曾经的生活方式时，怀旧才是有价值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真的“采菊东篱下”。正如戈德比所指出的，“每一种文化都‘发明’着休闲，每一个时代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从多元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加以评估和判断。事实上，越来越多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年轻一代开始对快节奏、高压力、唯物主义和成功导向的“现代”生活方式做出反思。一些白领精英们倡导从外在-功利导向的生活方式转向内在-审美导向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戈德比在第六章提出的“创意阶层”。不过我的确注意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追求一些美好但未必有用的东西。《三联生活周刊》是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颇受欢迎的一本杂志。2013年最后刊发了一篇题为《2013年生活方式》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些城市青年所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式，从慢跑、徒步旅行、单车骑行，到书法、园艺、瑜伽。生活在21世纪的人，不可能简单重复祖先的休闲形式，但我们却可以追求他们的精神，享受我们的生活。
中式休闲与西式休闲：批判、共存与结合
正如奇克等人（Garry Chick et al, 1998）所指出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展休闲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回答一些基本问题，如“休闲是否全球通用”等，因此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西方之间在休闲研究中的差距依然存在，西方学者和他们的观点依然占据主宰地位，而中国的休闲研究还缺乏相应的实证证据。从观察而非实证的角度看，西方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生活方式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富足的中国年轻一代所追捧。一方面，这种西式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因此饱受批判（Wang Yalin，2012）。正如戈德比在本章中所提到的，以消费为核心的西方休闲模式不应该被当作中国休闲的范本，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以高尔夫球场为例来说。中国政府近年来颁布很多法律规定，减缓甚至限制高尔夫球场的扩张，以达到保护耕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能够让大家都享受到休闲生活的道路。在能源、循环、保护等领域必须有大的、新的突破。另一方面，正如戈德比所指出的，多样性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趋势。不同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的共存与融合无处不在。我喜欢绿茶，也喜欢卡布奇诺。我女儿最喜欢的《功夫熊猫》是中国题材的，却出自美国人之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追求的是让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休闲，这些方式必然是多样的、复杂的、混合的。当然，前提是不伤害自身、他人、社会和自然。
休闲与其他名词术语
虽然休闲在中国历史文化和词源学方面的根源已得到了证明（Liu等，2008;Ma Huidi & Liu Er，2014年），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休闲”一词的普及也只有短短30年时间，因此“休闲”依旧算得上是个新词。在日常话语中，休闲被当作形容词（例如你看上去很休闲）、动词（例如让我们休闲一会儿吧）、名词（例如休闲中心、休闲食品、休闲服）不加区分地予以使用。而且，休闲与其他词汇之间的关系也尚未得到明确，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加里奇克等人（Garry Chick et al，）的研究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他们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重点分析了13个与休闲相关的词语。他们采用文化领域分析技术（cultural domain analysis techniques）在本科生中测试其对休闲的内涵和语义的认知。他们还使用了特征拟合方法（PROFIT）进一步研究数据中的潜在关系。分别对三个属性（好/坏，强/弱，主动/被动）进行单独回归。中国的休闲研究应该引入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以探讨不同词汇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在中国，日常用语、官方文件和学术文章中对“休闲”的使用是广泛而模糊的。至于对和休闲有关的其他词汇，所做的探讨就更少了。总体来看，“游憩（recreation）”一词的使用主要局限于学术界的研究者与城市规划者，范围相对较小，对于大众而言，这个词并不怎么常用。“娱乐（entertainment）”的使用比较广泛，但与其英文涵义还是有些许的微妙差别。在中国背景下进行类似研究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术语的适应性问题。
中国人的休闲态度：一些实证分析
中国人的休闲态度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使用Ragheb和Beard（1982）的休闲态度量表的基础上，Deng、Walker和Swinnerton（2006）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与盎格鲁-加拿大人的差异比较显著，在情感维度上，前者的积极性比后者低一些。同样，一项跟踪研究（Walker、Deng& Chapman，2007）显示，加拿大人和中国大陆人在休闲态度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休闲偏好等维度上均有不同，前者更为积极。Wu Sizong和Guo Hai的研究（2010）应用了Voss等人（2005）的量表，分析了人们对休闲消费的态度，结果显示，人们对休闲消费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快乐主义（hedon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两维结构特征。两个维度的态度对休闲消费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功能主义态度的影响更大一些。我本人主持完成的《2013年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通过20个项目对受访者的休闲态度进行了测试（宋瑞，2014）。这20个项目是在考虑中国国情和背景后，对Neulinger &Breit（1969）的项目进行了必要调整，具体包括：“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挣钱比休闲更重要”；“我目前的人生阶段，发展事业比休闲更重要”；“我目前生活中，很多其他事情比休闲更重要”；“休闲有益健康”；“休闲就是游手好闲”；“我觉得在休闲上投入时间是值得的”；“在休闲上花钱是值得的”；“休闲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就是放松、休息”；“多参加休闲活动，实际上能提高工作效率”；“休闲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休闲能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经常参加休闲活动，能结交更多新朋友”；“休闲在我生活中必不可少”；“休闲就是吃喝玩乐、物质消费”；“休闲是少数人的专利”；“休闲活动能提供更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通过休闲活动能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休闲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经常参加休闲活动能让家庭更幸福”。针对上述问题，请受访者对其认可程度做出判断，用1-5分评价，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分值越高代表认可程度越高。
在对休闲“益处”的认识上，87.3%同意或非常同意休闲的各种好处，如认为参加休闲活动可增加和家人共处机会从而增进和家人的感情和家庭的幸福，通过休闲可以结交朋友，休闲促进人际和谐，休闲有益健康，休闲有益提高工作效率等。19.1%的人持中立态度，极少数的人（0.4%）反对。在休闲的“负面看法”上，42.3%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有关休闲的各种负面看法或影响，即不认同“休闲是游手好闲”、“休闲就是吃喝玩乐和物质消费”、“休闲是少数人的专利”和“休闲阻碍经济发展”等观点。34.2%的人持中立态度，另有23.6%的人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就休闲“相对重要性”而言，69.7%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挣钱、事业和生活里很多其它事情都比休闲更重要。只有7.6%的人认为休闲比生活里很多其他事情更重要。另外有22.7%的人持中立态度。就休闲的“绝对重要性”而言，70.7%%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休闲在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如在休闲上投入时间和金钱是值得的，休闲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是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等。只有1.9%的人表示反对，其他27.2%的人表示中立。
总之，受访者总体上认可休闲的益处和重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出实际决策时，往往并不一定把休闲排在第一位。一旦出现冲突，很多人会更多考虑挣钱、事业和生活中的其它事情。
工作与生活：从不平衡到平衡
在西方，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一直是研究和政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直到近几年，工作-生活失衡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才引起了中国学术界、人力资源领域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长期以来，中国人习惯了工作与生活的冲突，将其视为不得不接受且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现实。“白（天）+黑（夜）”，“5（工作日）+2（休息日）”的工作时间表被很多人广泛接受。多年来，中国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实际上伴随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如“先发展，后治理”和“先富裕起来，再享受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有酬劳动在人们的生活（不管是个人家庭生活还是社会集体选择）中占据首要位置。正如Lewis、Gambles和Rapoport（2007）所指出的，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往往反映了一个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组织的发展及其关注点。换句话说，理解个体劳动者在工作-生活关系上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性和文化性制约”，就需要考虑就业制度和福利制度的特点、工作和生活领域的性别关系等重要因素。在西方社会，人们认为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到来改变了工作和休闲的价值以及二者的主次关系。这种变革开始于基督教，因此，当代西方的劳动观念有其宗教根源。清教徒把工作放在首要位置，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将其本身视为一种精神目的。同时，他们贬低休闲，赋予休闲负面含义，如无所事事、浪费时间等。在这种新教工作伦理的影响下，在现代社会，休闲被当作从属性的角色，成为支持工作这样一个更高目的得以实现的手段。中国社会并没有受到新教工作伦理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勤奋工作？
Harrell（1985）观察了中国人与其它国家人的认知后发现，中国人工作尤其努力。他的研究旨在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这种工作伦理形成的深层因素。他试图通过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来解释中国人的勤奋。他把企业家精神界定为“为着长期的追求而投资个人资源，从而来提升物质财富以及自身所归属和认同的某个群体的安全”。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定义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定位于未来、安全和群体导向。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它倡导对工作、纪律节俭的尊重，倡导维护面子、关系次序和家庭责任。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儒家思想可能有其经济意义，也可能对更广为人知的西方社会中的新教徒工作伦理有所影响（Po Keung Ip，2009）。Weber关于《中国的宗教》的研究从工作价值观角度重点对比了这两种工作伦理。正如Redding （1993）所观察到的，一个社会中每个家庭只能依赖自身的资源生存下来，每个人在生活中依赖于家庭的支持，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因共同利益的关系必然会受到社会压力。
与美国的工作伦理一样，中国的工作伦理随着时间已经改变了很多。20世纪50、60和70年代，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几乎是整齐划一的。中国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同时高度忠诚于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引领下，人们备受鼓舞地勤奋工作。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工作伦理就很难再保持整齐划一的状态了。总体而言，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尤其是私企的增加是导致很多中国人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增大的主要原因（Yuchun Xiaonei，Fang Lee Cooke，2012）。中国雇主似乎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雇员在任何自己认为“需要”的时间里工作。即使在工作量略低于私企的政府部门，官员们在晚上或周末执行上头的“紧急”指令也很常见（同上）。近年来，中国才开始强调休闲、家庭和生活的重要性，但劳动、生产、工作、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动摇。很多人依然在如何处理好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苦苦挣扎。
此时，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北京时间上午6:30。在花费两个小时完成本章节最后的修改之后，迎着北京的晨曦，我感到释然和放松。这段日子里，每当凌晨4点醒来，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打开笔记本开始写作。正如我在给戈德比的邮件中所说的，数月来我深深沉醉于这本书的写作。家人抱怨甚至指责我是个工作狂（workaholic）。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这个词。当我知道努力工作可以划分为这两种分类时，心里稍微感到了一些宽慰，内疚感有所缓解：工作狂，是一种“坏”的努力工作；而“工作投入”，则是一种“好”的努力工作。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休闲不仅意味着个人的闲暇时间、个人爱好、兴趣、幸福，对我而言，同时也代表着梦想和责任。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我热爱研究休闲，尽管我很少有机会真正享受休闲。我希望，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能从多样化、个性化的休闲生活中受益良多。
摘选自宋瑞、杰弗瑞 戈德比合著，《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天黑看不见

介是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