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由劳工与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

一颗大草莓

扒来一篇论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hr/>孟捷1，李怡乐2，张衔3
摘 要：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是以“双重自由的”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并且，在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渡，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则表明：资本积累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互动，不仅会使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形式隶属长期延续下去，而且会重新创造出各种形态的非自由劳动关系，以维持资本的赢利能力。这些研究证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在特定条件下退化的可能性。
关键词：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非自由劳工；原始积累；半无产阶级化
一、引 言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商品化是以工人的“双重自由”为基础的，即工人一方面“自由得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具有人身的自由，可以自主地缔结劳动合约。 此外，在马克思的论述里，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必然结果而出现的。
美国学者布伦纳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接续了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发展所设定的上述理想类型。布伦纳将上述“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借以发展的阶级基础。在他看来，阶级结构的历史转型，是封建社会得以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所在。在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英国，由于存在着特殊的阶级斗争格局，造成了由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雇工组成的阶级结构。这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结构一经出现，就在租地农场主之间形成了以加快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相互竞争，并抑制了借助于过度剥削来榨取剩余的做法。用布伦纳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得到成功的发展，这是由阶级制度、产权制度、剩余榨取制度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剩余榨取者为了增加剩余而被迫采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尽管并不完美———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相适应。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在于资本主义要求那些控制了生产的人主要通过增加所谓相对的、而非只是绝对的剩余劳动，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剩余)。”
和马克思略有不同的是，在布伦纳那里，以内生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从资本主义诞生伊始就出现了。而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更为靠后的阶段，即在 18 世纪产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布伦纳可以说更加强化了马克思的下述观点，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特征。
然而，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对弗兰克、沃勒斯坦的一个批判中，布伦纳将他的理论推向了极致———将外围国家的欠发达状态归结为在这些国家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阶级结构，而非不平等的世界分工和国际贸易结构。这一做法否定了下述可能性，即资本积累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劳动供给的最优条件(所谓“全球劳动套利”)，并因之再生产出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这些劳动关系既包括半无产阶级化的个人，也包括各类非自由的劳动关系。在资本的国际竞争中，这些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的存在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持久存在

近年来，一些当代学者立足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大背景，批判地检视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把眼光投向了从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中出现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问题。这种不平衡发展取决于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特定的阶级斗争格局和阶级结构、以及国家机器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阻碍了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并使资本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生产关系上转而依赖于形式隶属和各种混合隶属关系，甚至依赖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各种形态的非自由劳动。
例如，按照达斯的论述，在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当中，当资本面对劳动力的反抗时，其应对举措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通过技术变革，彻底破除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以实现从形式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其次是通过非技术变革的手段加强形式隶属，延续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具体措施包括:(1)雇佣那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和更恶劣劳动环境的女工或移民工人;(2)利用所谓的绑定工人(tied labour use)。即在债务关系中引入附加的劳动合约关系(attached labour arrangement)。这类合约规定，一旦工人向债主借贷，那么在工人未完全清偿债务以前，只能在债主的农场上工作，而不能自由地另择雇主。第三，资本甚至会将原先的雇佣劳动关系转变为更为落后的混合隶属(hybrid subsumption)关系。在混合隶属下，劳动者可以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自行计划生产，资本不直接监督和组织劳动过程，只是通过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形式来食利，在这种形式下，还没有发生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仅仅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形式隶属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在印度，这类隶属形式依然广为存在。在混合隶属的情况下，剩余价值被大量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而较少投入新的生产性投资。工人陷于不断加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遭受着生产资本和食利资本的双重剥削。
资本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选择空间，是以落后国家存在着大量产业后备军为前提的。问题的要害是，这只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方面是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全球资本积累的后果。尼尔逊等人的最近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将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标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加于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在后发国家的工农业部门制造出大量相对过剩人口;与此同时，却没有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正规就业空间。在对印度产业后备军特点的分析中，达斯专门考察了那些最为弱势的劳工，如移民、女性、儿童等等。他们本身处于各种形式的非阶级压迫之下(性别压迫、种族压迫等)，也无法取得政治组织的支持，只能接受低工资和重负荷劳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阿明悲观地预计:“即使整个南半球按照难以想象的 7% 的年均速度增长 50 年，也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剩余农业人口的 1/3”。
全球资本的空间修复和落后的在地社会关系的结合，还导致了下述现象，即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大量雇佣各种类型的“非自由”工人，来进行“超常剩余价值生产”。超常剩余价值生产的概念是笔者尝试着提出的，它有别于马克思采用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概念，因为后者依然是以双重自由的雇佣工人为基础的。而超常剩余价值生产，则依赖于那些缺乏所谓“双重自由”的劳工。这一类型的劳工种类繁多，其中包括:(1)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他们因为拥有一小块土地，故而还没有达到“自由得一无所有”的程度;(2)达斯所描述的以偿还高利贷为目的的抵债劳动(bonded labor)，或称之为债务奴役(debt bondage);(3)各类囚犯的劳动等等。在一位学者布拉斯看来，与特定组织签署劳务协议的移民工人(contract migrant worker)，以及帮主制(gangmaster system)，都可看作是“非自由”劳动的不同形态。
三、资本主义生产对“非自由”劳工的使用

在达斯看来，以印度为典型的对“非自由”劳工的雇佣，是由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造成的。而在布拉斯看来，这种“非自由的”劳动关系是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主动塑造的结果，它不仅存在于落后的外围国家，即便在中心国家也广泛存在着。
从历史上看，“非自由”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就是十分密切的。孟氧曾将 19 世纪美国和欧洲地区的奴隶制称为“接枝奴隶制”，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奴隶制。美国蓄奴各州生产的廉价棉花曾经是英国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重要基础。直到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蓄奴州的奴隶制才得以消灭。最近，布拉斯试图在考察阶级斗争发展的基础上，指出“非自由”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复兴的必然性。在他看来，自由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同时蕴含了工人组织力量和谈判地位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本家利润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产生了内在驱动，试图重建“非自由的”雇佣劳动。他写道:“非自由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的最优雇佣策略的一部分。资本借此取得了双重好处，即不仅不需要再承担长期雇佣工人的成本，也不需要面对当代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从这个角度看，非自由劳动的重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塑产业后备军的一种重要方式。接下来的问题是，———布拉斯问道———大量重建非自由劳动是否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彼此长期适应呢?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非自由劳动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生产激励，从而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技术规范相适应呢? 布拉斯的论证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固有的去技能化趋势为非自由劳动的使用创造了可能。相对而言，非自由劳工的组织化程度薄弱，工资要求低，为了避免遭受暴力、被工头解雇等处罚也会努力工作，从而为资本的迅速积累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其次，非自由劳动者的低工资水平和低发展潜能，即便可与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是否会阻碍剩余价值的实现呢? 布拉斯给出的答复是，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使生产和消费实现了空间上的分离，为出口而生产的企业不需要依靠内部市场的购买力，因而非自由劳动的使用并不会阻碍开放市场中商品的流通过程。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存在足够内需的情况下，正是依靠外部需求，实现了迅速的资本积累，
布拉斯指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承认在现实世界中非自由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存，却有意无意地将这一问题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之外。换言之，这些学者在头脑中事实上预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类型”，并用以划定了研究范围，即仅仅把“自由的”雇佣劳动关系作为分析对象;或者仅仅将非自由劳动的存在视作原始积累在相关国家的延续。类似做法遭致了布拉斯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非自由劳动绝不仅仅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征。原始积累为资本积累创造了前提条件，属于资本主义的前史。但这里所谈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出现的非自由劳动，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资本主动再创造出来的、有利于资本的劳动关系，它能更好地满足生产和获取利润的需要。布拉斯提出，非自由劳动对于当下的资本积累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绝不会因道德说教而被放弃。非自由劳动不可能随着资本主义走出原始积累，走向成熟而消失。“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彻底超越时它才可能被取缔。反对非自由劳动必然包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在布拉斯使用的“非自由劳动”这一概念中，并未把上文提到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囊括在内。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在以下两重意义上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双重自由”。即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达到“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地步，另一方面，仍然陷于某种程度的人身依附。这种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和布拉斯意义上的非自由劳工一道，共同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广义的非自由劳工的大军。
四、半无产阶级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原始积累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是直接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但是，在他那里，至少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将和原始积累一道趋于消失。在列宁和考茨基、甚至在恩格斯那里，则结合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俄国)的历史，考察了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对于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及其在世界市场中参与竞争的重要作用。列宁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看到了在农村中出现的一种新类型的农村无产阶级，即具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并指出俄国农村无产阶级的最典型代表是具有份地的雇农、日工、粗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而不是无产的农民。为此，列宁强调了半无产阶级化这一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并对马克思的“双重自由”原理含蓄地提出了批评:“在我国的文献中，人们常常过于死板地理解这个理论原理，即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无土地工人。这个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指示着基本的趋势，可是资本主义之渗入农业却特别迟慢，并且以极端多样化的形式。农场工人之被分予土地，常常是有利于农村经营主，所以具有份地的农村工人这一类型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
列宁虽然认识到半无产阶级化的生产者对于资本积累的意义，但毕竟没有明确这样一点，即在一个由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共同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和原始积累一道，可能长期地持续存在。明确这一点的，要归功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即沃勒斯坦和阿里吉，以及哈维等人。在沃勒斯坦等人看来，随着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以及发达和不发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并存和演化，产生了生产者的半无产阶级化这一持久存在的历史和制度现象;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半无产阶级化相结合，并且得到后者的促进;在某些情形下，上述向无产阶级的转变也不是伴随经济过程而必然发生的。在《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沃勒斯坦这样写道:“一个历史社会体系已经存在了至少四百年，而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因此，“令人惊异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化的程度之高，而是无产阶级化的程度之低。”
与半无产阶级化相联系的是原始积累。如果半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无法终结的过程的话，原始积累也就没有真正结束。在哈维那里，原始积累被重新诠释为“剥夺性积累”———资本主义的稳定需要不断地获取来自外部的东西，它既可以利用早就存在的外部(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内部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的领域———比如教育)，又可以积极地创造它们。剥夺性积累所作的是以极低的价格(有时甚至是完全免费地)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使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利用它们迅速地展开盈利活动。这种剥夺性积累在资本主义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完结。当代新自由主义创造了剥夺性积累的大量新的形态。例如，大量公用事业和公共福利的私有化，文化形态、历史和智力创新领域的商品化等等。布拉斯提出，哈维本应将非自由劳动也视为剥夺性积累的一种形式;非自由劳动意味着，工人被剥夺了他们唯一保留下来的与资本斗争的武器———即选择是否向资本出售自身的劳动力这一权利。
最近，一位作者威尔森也考察了这些问题。他指出，利用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可以为资本积累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巩固资本的赢利能力。他将这种补贴称为“劳动补贴”(labor subsidy)，并概括了五种具体的补贴机制。
第一，资本无须为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提供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和“双重自由的”雇佣工人相比，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只能取得更为低廉的工资。一般而言，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包括三个部分，即工人在就业期间的生计供给;在失业期间的生存需要;以及抚养和教育后代的需要。资本只需为半无产阶级化的移民工人支付相当于第一部分的价值。此外，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往往被采用灵活就业的次级部门雇佣，这也限制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议价能力的提高。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凭借低廉的工资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降低了工资的平均水平，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剥削率。
第二，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往往在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等部门就业。换言之，凭借使用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这些部门可以依靠低廉的工资成本提供价格低廉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从而有利于全社会的资本积累。
第三，在水利、港口、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普遍采用了低成本的半无产阶级化工人，这既降低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也使得资本有可能享受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
第四，维持半无产阶级化的现状，意味着工人的一部分生计不必依靠市场。这有助于避免完全的无产阶级化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抑制了通胀的压力。
第五，来自农村地区的服务业农民工为城市生活提供的低成本商品和服务，例如餐饮、理发等等，帮助稳定了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要求。
威尔森所概括的上述五种补贴形式，大致都是从供给方面削减了成本，从而有助于避免因成本上升造成的利润挤压。在此意义上，这些补贴形式是提高利润率和刺激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半无产阶级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普遍存在，也会助长以下矛盾。在利用半无产阶级化削减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削弱了落后国家内部市场的发展。换言之，通过利用包括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在内的非自由劳工以实现资本的空间修复，全球资本积累最终只是加剧了需求体制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本文所分析的非自由劳动关系的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五、结 语

19 世纪 60 年代，当马克思正埋头为自己的经济学著作通宵进行研究时，北美的奴隶制随着南部蓄奴各州在战争中的失败被废除了。奴隶制在历史上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制度，它本身既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济时代，同时也可以和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接枝奴隶制”。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个地方，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他看来，在以对等价值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要资本支付了劳动力价值，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就符合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正义。他写道:“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他还进一步推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
一种被马克思判定为即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也是非正义的劳动关系，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又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呢? 难道这些劳动关系的出现，或者自由雇佣劳动的退化，不也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吗?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除了少数例外，大抵都低估了资本积累因其内在矛盾而造就各种非自由劳动的趋势。当资本可以利用奴隶劳动、债务奴役、混合隶属、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乃至超常剩余价值生产等等手段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时，就未必有足够的动机进行技术创新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就内在地具有一种反动或退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和马克思曾给予过高度评价的“资本的文明方面”处于对立之中。这两种在性质上不同的演化趋势的并存辩证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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