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概况（一）

小天哥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朝灭亡，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创造的文化，史称“民国文化”。从1912年至1949年，其间经历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经了许多曲折和艰难的发展过程。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兵为主体，以创作无产阶级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为宗旨，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宝贵的财富。民国时期，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一、哲学上
在哲学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哲学的传播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末，中国传统儒学仍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科学和哲学，并将西方哲学作为研究的对象，一批学者开始翻译介绍西方哲学。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哲学。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期中国哲学被称为“进化哲学”。1903年，国民丛书社翻译介绍日本的《哲学十大家》，主要介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牛顿、孟德斯鸠、亚丹·斯密、边沁、达尔文、斯宾塞等十位西方著名的学者和哲学家。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哲学思想特别关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不断增多，主要有尼采的哲学、罗素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柏格森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以及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等都是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章。1924年1月，瞿秋白出版的《社会哲学概论》是最早比较系统全面介绍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此后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被翻译出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进步革命党人希望以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来指导革命实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并在中国哲学界掀起了一场论战。1931年9月起，张东荪写了《我亦谈谈辩证的唯物论》和《哲学是有党性的吗？》等一系列文章来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认为宇宙并无本质，只是一套架构，辩证现象并不是天下万物所共有的，天下万物也并非无不具有内在的矛盾。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张东荪展开了辩论。1933年初，中国哲学界的知名人士李石岑发表了《未来的哲学》和《相对的真理与绝对的真理》，后又出版《哲学概论》，全面阐述他的新哲学思想，表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已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浙江杭州市)，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担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曾经被毛泽东竖起大拇指，誉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人”。1948年底，张东荪曾经应邀作为北平和平解放展开谈判调解的中间人，力促北平和平解放，使千年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1913年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5年，他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并编辑出版《民锋》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大量介绍西方哲学，如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以及英国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等，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
30年代，中国哲学上的辩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机。艾思奇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哲学讲话”，后又写了《民族解放与哲学》等一系列文章，阐明辩证唯物论及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同时，邓云特的《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文章，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特别是《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蒋介石为了在社会教化上加强对民众的统治，他大力鼓吹“礼义廉耻”四维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他特别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哲学。他认为“致良知”就是要恢复和发扬人固有的礼义廉耻之天赋，大力宣扬“力行哲学”或“诚的哲学”。他说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行”是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行”创造了一切，“诚”是行的原动力。他将“智、仁、勇”作为军人的精神，要求军人要具有“不成功则成仁”的思想。同时，陈立夫的《唯生论》和《生之原理》，提出了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既反对“唯心一元论”，同时也反对“唯物一元论”，主张唯生一元论。他认为宇宙一切都是由有生命的元子构成，所以宇宙一切都是生命。宇宙的本体是“生元”，“生元”具有精妙的智慧和伟大的能力。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笔名漱溟。原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他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首创“新孔学”思想体系。他重点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1921年，他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代表了他新儒家思想文化的导向和精神实质。此后，他的《中国文化问题略谈》及《中国文化要义》等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他的一生充满神奇色彩，他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聘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同时，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佩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并为之进行不懈奋斗的精神。他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人多次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提并论。他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同时，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贺麟等哲学家都从不同层面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市唐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学习期间，思想上深受胡适和梁漱溟的影响。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等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经典，对中国哲学界乃至国外哲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在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并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金岳霖不但将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而且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他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等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其中《知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在哲学本体论上，他在《论道》中提出“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众多的殊相，而殊相表现为共相。
金岳霖一生未娶，都是在朋友中度过。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总是凭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可算是真正懂得爱情的真谛，从内心深处爱林徽因一生。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毗邻而居，林徽因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是梁家沙龙聚会的常客。他们都是留美海归派，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十分欣赏，林徽因是学建筑的，曾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图案。
同时，她对文学极有天赋，创作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等风格清新，独一无二。林徽因对金岳霖的才识也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心灵的沟通非同一般，甚至有时她和梁思成吵架，也要找冷静的金岳霖评理。金岳霖始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先生通知老朋友在北京饭店聚会，大家心理都纳闷：老金今天为什么请客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等，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国学大师。他连同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三人和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1922年，在梁漱溟等人的举荐下，蔡元培聘请熊十力在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论。在北大，他提出“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的主张。熊十力在《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十力语要》等中，提出“体用不二”和“翕辟成变”哲学命题。《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成都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等。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熏陶，特别是对宋明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是“新心学”的创建人，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融合了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又与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主义简释》等。
二、史学上
在史学上，1914年，民国政府成立清史馆，清朝遗老赵尔巽担任馆长，负责编修《清史稿》。《清史稿》的编修体例沿袭《明史》，采用纪传体，全书共536卷，现存529卷，分为本纪、列传、表四部分。《清史稿》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比较丰富详细的素材。
同时，随着西方新史学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涌现一大批史学名家。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学习西方社会的进化论和文明史理论。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主张改革传统史学。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认为，“旧史”只是记载历史事实，描述最高统治者兴亡之事，不过是一人一家的谱牒。“新史”必须说明其事实之关系及历史兴亡的前因后果，必须探察人间民众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在《新史学》中，他认为，中国旧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同时，他批判了旧史学在研究方法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弊病。对新史学的内涵和特征，梁启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应当以进化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反对旧史学的历史循环论和尚古论；应当关注人群进化的研究，主张将研究历史的范围从个人扩展到群体，为广大民众写史；应当从历史研究中揭示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梁启超的治史观在社会人文教化中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不但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而且涌现了许多史学家。此外，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代表他的史学思想不断成熟。
顾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早年，他深受郑樵等史学家疑古辨伪传统思想的影响，主张“疑古辨伪”的治史观点。
1923年初，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发现，首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人物内涵越丰富。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赞同和支持，同时也受到传统守旧派学者的批评指责。1926年，顾吉刚将新旧史学家的辨论文章汇集成《古史辨》出版，标志着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的正式形成，推动了中国史学的不断向前发展。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等，晚号素书老人等，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且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己自学成才。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受顾颉刚鼎力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他撰写《国史大纲》，主张国人必须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成为中国通史的最佳之作。
1949年，他移居香港，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现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1964年后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定居台北，将双溪庭园小楼命名为“青书楼”。此后出版《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庄老通辨》、《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等。钱穆在中国学术界被尊为“一代宗师”，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生时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科学救国。他曾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27年，傅斯年与顾颉刚等人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他们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被称为“科学史学派”。1928年，他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他强调应当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并强调史料的客观性和实证性。1929年，研究所迁往北京，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集体研究学术的新形式。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见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见柳永《凤栖梧》），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见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此第三境也。”在20世纪初，他主要以研究文学和哲学为主。1912年以后，以研究经史为主，在历史考据学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治史上，他善于将新发现的材料与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中探求对古史的新解。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以“二重证据法”为主。在《古史新证》中，他认为，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虽然可取，但科学研究方法应当将充足的地上材料与地下新发现的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以求正确的结论。他的重要史学著作有：《观堂集林》、《国朝金文著录表》、《古史新证》及与人合编的《流沙坠简》等。在殷商世系及古史研究上，他先后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鬼方昆夷狁考》、《鞑靼考》及《宋元戏曲史》等。此外，王国维在古代都邑、郡县制度、甲骨学、金文、简牍等领域都作出重大的贡献。
陈寅格（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等。他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也是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的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他出身名门，又才学过人，所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同时，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任教，是20世纪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在治学中，他开创了以诗文证史的治学路径，把史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他的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全面系统论述了隋唐社会各种制度的来源及演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通过丰富的史料论述了唐代贵族统治阶层的形成和兴亡的内在根源。这两本书是研究隋唐史的开山之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广东新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与陈寅格齐名，号称“二陈”。他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教授。1951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正好与陈垣同席。毛泽东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他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在治学上，他强调“重史源讲类例”。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他在宗教史上的考证和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宗教史的一些空白。他对元史及文献学的研究，不但为元史学界提供了丰富、高质量的史料成果，而且对推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不断前进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随着中国传统史学在曲折中继续发展以及新史学兴起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也开始掘起。1919年，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中国人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24年5月，他又出版了《史学要论》，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引入史学领域，成为中国马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新史观来改造中国旧史观，为中国史学的研究指明方向。《史学要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1930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大量丰富的第一手历史材料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时也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也做了大量研究，发表《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把唯物史观贯穿到史学考古研究中，使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吕振羽（1900-1980），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柳岗，笔名晨光等，出身世代农家，湖南邵阳人，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代表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其中，他对殷代奴隶制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史学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得到很大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各种史学流派逐步建构了框架，并走向成熟。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郭沫若《青铜时代》及《十批判书》、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及《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在中国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都取得丰硕成果，使中国史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有成就的门类之一，在社会人文教化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